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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兴在线新闻网     2017-10-19 04:08:55     手机看新闻    我要投稿     飞信报料有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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真正的民主,是让普通人可以通过参与政治拥有更好的生活,让权力可以对他们的希冀和需求有更有效的回应。


撰文 | 黄庆明


上个月底,美国国务院一位官员被法新社记者抛出的问题惊呆了,足足沉默了20秒才给出一个糟糕的回应。

记者问:“(总统川普访问中东期间),随行的美国国务卿批评伊朗的选举和民主记录,说这话的时候,他就站在沙特阿拉伯的官员旁边。你怎么评价沙特对民主的承诺,美国政府是否相信民主是对抗极端主义的缓冲或屏障?”

一个简短的问题戳中了要害,让美国官员无言以对。我的伊拉克朋友用“虚伪”来形容美国对民主的这种双重标准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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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美国总统特朗普


几年前在中东北非风起云涌的革命中,许多人把美国式自由主义的民主视为榜样,问题来了:几年过去,尤其是川普上台之后,人们是否还相信美国式民主的魔力?

当美国式民主依然被奉为最好的制度时,美国的政治学者早已提出了尖锐的批评。在美国政治理论家谢尔登·沃林看来,美国式民主已经沦为了公司化管理的民主。


金钱重新定义政府角色


在2008年出版的专著《民主股份有限公司》中,谢尔登·沃林指出,随着公司财团权力的增长和公民参与政治热情的减弱,美国正在向“反转的极权主义(inverted totalitarianism)”发展。

纳粹时期的德国、法西斯时期的意大利和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属于传统的极权主义政权,它们共同的特征包括:魅力型领导人、群众动员、国家宣传和对旧制度的彻底改变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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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这些传统极权主义不一样,“反转的极权主义”借助大众媒体的影响和政企的联合,悄悄渗透整个社会,带来的是公民对私人利益和享乐的热衷,以及对政治的疏离。


谢尔登·沃林认为,在这种制度下,国家领导人不是整个体系的设计者,而是后者的产品,在公共领域承担公司负责人的角色。

美国的领导人不会像纳粹那样极力控制民众,但有赖大众媒体、广告资源和意见调查产业的帮助,他们可以像首席执行官管理公司那样管理民众,既享受权力的集中,又借助一套自上而下的等级结构实现控制。企业文化和权力对政治领域的全面渗透,尤其体现在金钱对政策制定的影响上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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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国政治学者杰克·沃克说,美国国会里几乎所有重要决定的出台,都有利益团体主动、持续地参与。因为法律限制,政党能够直接给国会议员候选人的资金有限,用来支撑选举的主要资金来源于利益团体的资助。

美国著名网站“公开的秘密”公布了每场选举中每个候选人收到的每笔捐赠,其中就会看到各种利益团体对某个候选人的支持,比如购买黄金广告时段宣传这个候选人,或是抨击他的对手。

在媒体广告上的花费,直接推高了国会议员选举时的支出。

1956年,国会议员选举花费大概是5.6万美元,按现在的汇率算,差不多是39万元人民币。到1970年,选举费用已经飚到33万美元。根据罗杰·戴维森等学者整理的资料,2014年,在任众议员平均花费150万美元,是他们竞争对手的三倍;在任参议员的竞选花费更高,人均花费1090万美元,是他们对手的两倍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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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2012年奥巴马与罗姆尼竞选花销


在谢尔登·沃林看来,当利益团体确立在政治体系里的影响力时,“代议”政府的含义也被彻底改变。不只是代议政府的应有之义被企业大把大把的钞票所改变,政府应有的对公共产品的关注和承诺,最终也让位于企业的经济利益。

企业曾经独立于政治领域之外,但自20世纪后期以来,随着企业越来越仰赖政府帮助来拿到合同、补贴、保护政策和海内外的商机,两者关系也越来越紧密。当政府慢慢退出许多监管领域时,财力雄厚、组织严密的公司立刻填补这些真空,并担起政府本来承担的角色。

许多原来属于公共政策的领域,已经被资本的力量所控制,比如关系到公民成长的教育领域,在美国逐渐被私有化。


不关心政治的民众更容易“管理”


政企权力不断扩张,民众也不断退缩到安全的港湾里,享受娱乐至死的大众文化,沉浸于未来无限可能、人生尽在掌握的假象中。

民众与原本应该代表他们的政治机构越来越疏离,从公民变成选民,只有在选举的时候,才会短暂“获得政治生命”。

选举本来只是参与式民主里政治讨论和参与的一部分,现在却替代了参与本身。除了投票,民众失去了政治存在感,沦为“影子公民”。他们对真正的公共生活漠不关心,只靠着政府和媒体获得某种对民主的“参与感”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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追求个人经济利益的自由,让民众进一步远离政治。国家对公民权力的定义,也悄悄从积极参与表达意愿,替换成追求个人幸福的自由。民众放弃对公共事务的参与,转而追求个人经济财富,意味着他们不再是公民,而成了不关心政治的群众。在这种体制下,民众变得越来越分化,也越来越容易“管理”。

用美国政治学者詹姆斯·莱彻利的话说,大多数美国选民现在更像是政治消费者,就像在不同百货公司挑商品一样,在两个政党之间挑选,以选票换取政党生产的产品,包括候选人和政策。选民就是不同党派在政治市场极力推销的目标受众。

美国的政党财力越来越雄厚,组织也越来越职业化,可以通过各种方式为候选人提供资金和服务支持,帮助动员庞大的竞选工作人员大军,推销候选人的议题、政策。他们为候选人打造专家团队,帮他们做广告推广、民意调查、募款、人口数据分析等等。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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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投票率低并不被看作是一件坏事


有了这些选举工具和政治平台,原本可能不易控制的公民,现在都变得更加好管理了。在谢尔登·沃林看来,美国国父们设计的这套政治体系,从一开始就是基于更好“管理”民众的目标。“美国政治体系并不是生来就是民主,而是从一诞生就带着反民主的偏见。它是由那些怀疑甚至仇视民主的人创立的。”

宪法经过精巧的设计,既迎合民众对民主的需求,同时又不真正把治理的权力交给人民。美国的国父们把精英主义带到政治体系中,希望以此对治大众的无知和不理性,让民主变得更好管理。

在这种制度设计下,投票率低并不被看作是一件坏事,反而对民主有利,因为民众不那么容易被民粹的煽动家影响。美国的选举人团制度,就是这种设计的产物。

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,这套制度本来是为了防止川普这样的人上台,反而让他当上了总统。按照这种制度设计的逻辑,把女性和少数族裔长期排除在选举之外,也是为了更经济有效地管理民主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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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直到上世纪,美国女性才拥有投票权


正因为这样,宣称“人人生而平等”的美国,在建国后花了四分之三个世纪才正式废除奴隶制,之后又花了上百年才保障了黑人的投票权,一直到上世纪才让女性可以投票,让工会有集体协商的权力。这些改变都来得很缓慢,性别不平等和种族歧视的问题至今仍然挥之不去。

谢尔登·沃林认为,真正的民主,是让普通人可以通过参与政治拥有更好的生活,让权力可以对他们的希冀和需求有更有效的回应,可是美国式自由主义的民主并没有实现这个目标。

我们如果仔细打量自由主义的民主,可能会发现它真正的运作和原本架构起来的制度并不一样。

我们可以看到日益扩大的收入不平等和阶级分化,教育体系的两极分化,数百万人被排除在医疗保障之外,政治机构被金钱和公司财团所控制,“这些反民主的因素正在体制化,成为这种民主体系不可切割的一部分,而不仅仅是偏离正轨”。

难怪谢尔登·沃林要呼唤公民的觉醒和真正的民主。


参考文献


[01] Davidson, Roger H., Walter J. Oleszek, Frances E. Lee, and Eric Schickler. 2016. Congress and Its Members. Los Angeles: CQ Press.

[02] Reichley, James. 1985. “The Rise of National Parties”, in John E. Chubb and Paul E. Peterson, eds. The New Direction in American Politics. Washington: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.

[03] Walker, Jack L. Jr. 1991. Mobilizing Interest Groups in America: Patrons, Professions, and Social Movements. Ann-Arbor: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.

[04] Wolin, Sheldon S. 2008. Democracy Incorporated: Managed Democracy and the Specter of Inverted Totalitarianism. Princeton: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.


来源:嘉兴在线—嘉兴日报    作者:摄影 记者 冯玉坤    编辑:李源    责任编辑:胡金波
 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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